那154位中國乘客，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一個享有聲望的畫家團，十幾個從事境外勞務的河北定州農民工，二十多位老年人組成的直銷性質的商務考察團——姜輝母親即是其中一員，以及零散的游客與公派出差者.......命運上的相同處境，將他們的家屬捆綁到了一起。

　　圖：為張建義寫的日記。

　　對于他們來說，2014年3月8日，是原有生活秩序崩壞的第一天，也是尚不懂得煎熬為何物的最后一天。正是那天凌晨，MH370——那架載著239人的由吉隆坡飛往北京的馬來西亞航空的客機，與世界失去了聯系。

　　至今沒有找到任何殘骸。一樁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離奇事件，將分散于20多個省市的134個中國家庭串聯到了一起。依照與乘客的關系，他們是父母、子女、夫妻、姐妹.......他們被歸為一個群體，“MH370”乘客家屬。這個群體不僅僅是名義上的。這一年來，他們時常碰面、聚會、一起行動，他們建立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微信群，他們還擁有一個家屬委員會。

　　某種程度上，將他們擰到一起的，不是所經歷的大致相同的驚惶與痛苦，不是彼此間的噓寒問暖與理解，更不是尚未獲得的賠償款——那些固然是重要的但絕非核心，而是對于同一信念的恪守：親人還活著，那154位中國乘客還活著。

　　或許在未能深刻了解他們經歷的人看來，這不過是一廂情愿的幻想。但一位叫戴淑琴的高瘦老人說的話具有代表性，“這件事本身就是不透明的東西，如果馬航也好中國政府也好，給一個明確的證據，大家就不這么想了。”戴淑琴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那家飛機上。

　　他們會向周邊的人求證他們的想法，無論是親友、記者、官員，甚至是為了維穩而經常在場的警察。當他們這樣問時，往往眼神熱切，偶爾還會再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你別說瞎話，潑點冷水也沒關系。”

　　幾乎沒有遭遇否定的聲音，戴淑琴的鄰居是已知的唯一例外，那是個從未結婚的有些古怪的上海老太太。“早死了，哪能活著啊。”在事發第11個月時候，她終于跑到戴淑琴家說。戴淑琴很不舒服，但沒有表現出任何的不快。“我也理解，人家是局外人。”她說，她明白那人是出于好心，意思其實是你不要折磨自己，活得太累。“另一方面，人確實沒死啊。”

　　他們會分析國際政治。

　　陰謀論是一切分析的基礎。在廣泛流傳的陰謀論中，美國是事件元兇，而飛機降落在了南太平洋的迪戈加西亞島，那里有美軍軍事基地。但一個叫葉倫的大胖子則認為，乘客已經轉移去了日本的沖繩，理由是中國人跟日本人長得像，“即使在當地有所暴露，外界不易察覺。”山東大爺文萬成堅信，這個事件不是針對某一個情報人員，是國家與國家的軍事技術與戰略的交鋒，是如何應對大面積戰爭的實力測試。

　　他們深知煎熬的味道。

　　有一些人還瞞著家里的老人，一位大媽每周探望不知情的老母親時，要強顏歡笑、盡量遮掩，但在吃完飯廚房洗碗時，她想起機上的孩子，眼淚卻滑落下來。一對山西太原夫婦走訪了五臺山、青城山、峨眉山，求卦周易，還找過藏傳佛教的大師，只為問詢孩子平安。許多人至今保留著定期撥打在飛機上的親人電話的習慣，盡管永遠是相同的提示音。他們拒絕“遺孀”、“難屬”等稱呼。“請別這樣寫我們好嗎?”一個戴眼鏡的女人用近乎哀求的聲音問。而在一次群訪進入尾聲時，頭發斑白的老人張偲親毫無預兆地嚎啕大哭起來，“我就是想我的小孫子，別的都不想。”他甚至沒有提及同在飛機上的女兒與女婿。

　　但某些時刻，那些過往的溫存畫面無需問起，就主動地涌出來。

　　“他從小就是我帶，我一天帶他出去兩趟。除非下大雨不出去，下雪我們都出去。買點花生，小孩會走道，我就說走，給你花生吃。跟我走十來米，給花生，再跟我走十來米。”在另一次采訪時，張偲親沒再哭泣，但也沒有笑容，他就那樣慢慢地說著，神色平靜地像一潭死水。

　　“出去的時候就問今兒上哪兒啊，玩滑梯。今兒咱們去哪兒啊，今兒上游泳池。今兒咱們去哪兒啊，今兒去大平臺，就去大平臺。然后就走了......”

　　依靠

　　家委會最初的形成，是為了利于提問。那是去年3月家屬們安排在北京的麗都酒店等消息的時候。每天都有發布會，他們心急地向馬來西亞代表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由于官方應對的遲緩、信息處理的混亂，家屬存有太多太多的疑問。但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一個焦點還未解決，就被另一個提出的問題轉移了。有人提出，提問需要連貫、有針對性，提前統計好，指定專人負責。

　　家委會隨之很快發展成不同的組別，包括法律組、技術組、媒體組、生活組、辦公室，并沒有選舉，各人依據特長加入，利用微信聯系。以家委會為核心，這個群體慢慢地有了凝聚力

　　后來成為“帶頭大哥”的姜輝就是這樣進入的家委會。他是個慷慨仗義又敦厚溫和的北京人。家委會20余名成員中，多是高學歷、英語好的年輕人，42歲的他已算高齡了。但姜輝的一技之長是，他是通訊專業畢業，對于人們最關心的馬航的衛星信號、人為關閉的應答器等問題，他擁有背景知識。

　　姜輝很快意識到，家屬唯有彼此。前來慰問的朋友，永遠無法感同身受，而與原本沒有任何生活交集的其他家屬，能夠真正實現彼此理解。那154位中國乘客，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一個享有聲望的畫家團，十幾個從事境外勞務的河北定州農民工，二十多位老年人組成的直銷性質的商務考察團——姜輝母親即是其中一員，以及零散的游客與公派出差者.......命運上的相同處境，將他們的家屬捆綁到了一起。

　　在2014年的五月初從麗都酒店遣散后，新成立位于北京機場附近的家屬溝通與支持中心(他們都叫它空港中心)成了家屬們新的據點。在家屬的描述中，空港中心——在馬航設立的家屬溝通與支持中心，就像一個牢籠，記者被限制進入，沒有電視，沒有盒飯，一度連飲水機也沒有。

　　一無所獲的搜救與極其有限的信息發布，讓空港中心并未實現原有的意義。家屬們被歸納到一起的問題，形成了47頁A4紙，但工作人員只做轉達。一些問題頗為冷僻，外界一般很難注意，諸如，“馬爾代夫居民撿到的滅火器屬于哪個航班”或者“波音公司即是飛機制造商又是搜索策略小組的成員，為什么至今沒有解釋過MH370是否涉及產品質量與設計缺陷”;另一些問題則凝聚了公共輿論的焦點，“為什么明知折返，還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誤了寶貴的救援時間?”問題至今沒有解答。

　　但家屬們仍然主動地投往那個“牢籠”，像是某種自我懲罰的苦行，又像是虔誠的朝拜。空港中心處于六環外，如果從北京南站出發，需要轉四次地鐵，出站后再步行20分鐘才能到，單程需近3小時。一位曾全程隨行家屬的濟南維穩人員不得不嘆服家屬的毅力，一天下來，他的腿走腫了。

　　空港中心成了家屬們的相聚之所。周一、周三、周五，約定俗成是見面的日子。每逢周五最熱鬧，外地家屬也會趕過來。那個小小的會議室里，充滿了河南、安徽、山東、天津等各地的口音，有些人完全說不了普通話。逢大事發布或者集體活動，能有上百家屬聚集。“那種大家庭的感覺，幾天不見就想。”姜輝說。到場的多是老人，他們不聊一般性的家長里短，除了陰謀論的種種猜想，最多的事情是，“聊孩子以前怎樣，怎么優秀，怎么好。”

　　他們從曾經社交生活里退場。張偲親對于一切登門慰問予以拒絕。姜輝在好友建立的微信群里不再說話。直到很多天以后，他發現那個群里的其他人也很久沒說話了，他一問，原來朋友們怕惹著他，又建了個新群。

　　他們唯有彼此，身份與階層的錯位似乎沒有造成任何干擾。61歲的戴淑琴是一個退休工人，姜輝的父親是位廳級干部，按照中國的政治教材，他們是統治階級與仆人的關系;有的人在北京有幾套房子，但一對馮姓農民夫婦住在市郊月租只需50元的棚戶房里…….隨著時光推移，他們的情誼越來越深。這種故事甚至可以像接力棒一樣頭尾相接：天津的一位大爺，幾次來京都給姜輝帶上正宗的煎餅果子;姜輝每趟開車去空港中心，都順道帶上戴淑琴與腿腳不好的大胖子葉倫;戴淑琴沒用過智能手機，另一個家屬就送了她一臺，葉倫花了一個下午教她.......

　　他們扮演起彼此生活中缺位的角色。戴淑琴的家里，順墻根擺了一溜兒壇壇罐罐，那里面是給其他家屬做的臘八蒜。她是個講究的北京人，大年三十吃餃子不能沒有臘八蒜，她對姜輝說，“你母親沒在家，我弄餡買肉，得讓你和你父親吃上餃子。”她是一位獨居的老人，經常邀請其他家屬來家里做客。

　　“和家屬在一起，我才會笑得出來。”戴淑琴說，“我平時從來不會笑的。”

　　這位聲音嘶啞的老人，能夠坦然地談起許多發生在自己身上糟糕的事情，但說起另一位叫的程麗萍的女人，她突然抹起了眼淚。程麗萍因最近一次意外摔成腦震蕩住進醫院，她主動去病房里陪了一天一夜。她想幫丈夫在飛機上的程麗萍省錢，“她倆兒子上幼兒園，護工一天要三四百呢。”她還安慰過意不去的程麗萍，“將來指不定什么時候我還得靠你呢”。去年夏天她在空港中心暈倒，正是程麗萍送去的醫院。

　　在病房連續的26小時里，戴淑琴一分鐘也沒合過眼，困了就出去抽根煙。但她騙所有人，說夜里坐在椅子上睡了。

　　她一生都是安分守法的老實人，但在去年7月，她卻頭次被抓進了派出所。那一晚，有十幾個赴京的河北農民工家屬，為省下住宿費，決定在空港中心的地板上過夜。戴淑琴也留下了，她只是覺得，這是一種共同進退的表態，沒有人勸得住她。

　　留宿沒有成功。大批的警察在深夜時分出現，帶走了所有人。在開往派出所的路上，戴淑琴的手機了涌進了40多個未接來電，都是家屬的來電，被抓的消息在微信群里傳播。次日深夜，戴淑琴走派出所時，讓她驚訝的是，外面站了二三十位家屬。原來頭天夜里，姜輝等幾個就去了派出所外等著。天亮后，更多的人趕來。

　　“他們進去24小時，我們在門口等24小時。他們出來的時候，第一眼看到我們在。要不說是一個大家庭呢!”姜輝說。那是漫長的一夜，幾位開車的人，分批次將所有人送回家。最后一程結束，已是夜里2點。

　　長夜漫漫，他們唯有彼此。

　　委屈

　　文萬成總是顯得與眾不同。有什么不滿他會直接說出來，但他使用“漢奸”、“廢人”這些詞卻完全不會考慮后果。他不喜歡姜輝，覺得他缺少“大將謀略”。他與大胖子葉倫也是死對頭。幾次在空港中心，他差點與其他家屬打起來。

　　他是那種典型的斗爭經驗豐富的倔強老頭子。隨身攜帶著針孔攝像機，隨時拍攝。哪怕接受采訪時，也將設備對準記者。這個習慣保持五年了，緣于曾經吃過的虧。“因為中國官員說話不管事，你必須把他拿住了。遇上推諉扯皮、野蠻，你到了關鍵時候，在他面前一放，就老實了。”山東老家的干部們都害怕他。這樣的針孔攝像機，他有四五臺。

　　他時時展露出他的強硬。空港中心成立前，政府下發了文件，承諾屆時會有六個部門的人到場負責。后來，他真拿著那份文件，一一核對。“就是今天咱們先不干別的，我們先對一下人數?”只有他敢那么做。政府方面很尷尬，相關負責人并不在場。

　　每當問及職業時，他都說是掏糞工。當然，這只是部分的真實，80年代他干過兩年，但他愿意強調這一點。他還會說起他做過乞丐的經歷。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充滿了理直氣壯，似乎這些卑微的過往，證明了他骨子里的頑強。

　　這個做過掏糞工與乞丐的老人，終于將他的獨子培養為研究生，繼而是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他一家也從貧民區搬入中產社區，接下來還準備裝修別墅，當一切即將圓滿之時，他的兒子上了那架飛機，離家那天，他們甚至沒有好好告別(“我兒子經常出差，我沒拿它當回事”)，這一切難道不足以讓一個父親的傷心欲絕嗎?至少表面上看起來，并非如此。他是采訪中唯一壓根沒有提及自己痛苦的人。

　　去年4月5日，一位記者采訪他到了夜里一兩點，拖著不走，最后對方忍不住了問他，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清明節和我有什么關系?我兒子沒死啊。”他感到莫名其妙。后來記者哭了起來，說想起了自己逝去的父親，他還反過來安慰了一番。

　　他似乎是用言行踐行他的信念。“因為理解不一樣，不是我說活著就活著，你說死了就死了，關鍵是證據，我需要理性地對事件，到底誰在隱瞞。”

　　在文萬成的講述中，他在事發第一天就保持了冷靜。每天早上打開電腦看新聞是他的習慣，他一向最關注南海、東海問題，那天的新聞頭條是兒子登上的飛機。當家人亂作一團的時候，他卻認為，“這是很正常的劫持事件，看看后面怎么攤牌，是要錢還是換人。”

　　但在南海耗時一周多的錯誤搜救、馬來西亞軍方錯失MH370折返的雷達信號等消息證實后，疑竇叢生。就像同樣發生在其他家屬身上的一樣，他也逐漸相信陰謀論，“駕駛員為了自殺，不會搞得這么復雜。”作為一個業余軍事愛好者，他在東海、南海問題上的信息儲備，為他的猜想做下鋪墊，“它涉及戰略滲透，中國政府把南海搜了一個遍，對馬六甲海峽、南印度洋，原來軍用飛機無法進入的地方，現在可以名正言順的進去了”。

　　他曾聯系航空領域律師張起淮，希望集體簽約后啟動法律手段將一些謎團打開。但后來因為姜輝等人的顧慮，最終沒有促成，對于姜輝的不滿正是開端于此，拖累了他找兒子的進展。他覺得家屬們去空港中心施壓是盲目的，是走錯了方向。但為什么他自己也常常去?他愣了一下，解釋說，“去的目的和其他家屬不一樣，我是為了記錄。中國政府表里不一，愚弄我們家屬。”

　　從去年3月9日抵達麗都酒店那天起，文萬成就開始了他的秘密拍攝。他視這些視頻為珍貴的史料，按照日期與內容做了分類。他對其他人的激動情緒持譏諷態度，“我兒子找到了的話，讓他看看，當初找你的時候，這些人齜牙咧嘴的叫喚。”

　　他說事發頭幾個月，他沒哭過，“第一次正兒八經地哭，是七八月份”。

　　那段時期，他住在北京的賓館里。維穩人員就在他隔壁長期住著。他感到手機也被監控了，一旦確定了采訪，警察總能知道，及時阻止采訪。有時候，他只有帶記者從消防通道上來，像打游擊戰。房里的抽屜趁他不在時被翻過，他的證據是，出門前拍過照。

　　那一次，他終于哭了。“我感覺委屈。我就是來找兒子，警察把我們按上訪戶來對待。”

　　中國的維穩體系強大且縝密。每一個家屬都有被政府人員盯梢的經歷，有的時候，5個來自不同部門彼此不認識的人會同時出現。而具體的處理手法，因人而異。有些官員，說的話近乎威脅，“不許去北京，你去的話我官兒就丟了。”有時候，他們又會故意釋放錯誤信息，比如安徽的一位家屬買好火車票打算赴京抗議馬方宣布飛機失事，臨上火車前，政府的人告訴他，北京的家屬都已經散掉了，導致他退票，耽誤了一周赴京。

　　除了去年7月的空港中心留宿事件之外，因為公共場所打橫幅或者一些并無造成他人傷害的激動之舉，都有家屬因此進了派出所。有一對父女因為管理家屬群體社交網絡的公共賬號，而被警方上門帶走詢問。帶來的恐慌是，那個賬號停止更新了近兩個月。

　　宣傳系統的限制也存在著，而禁令隨著周年的臨近而愈發嚴格。在亞洲周刊2月初為期一周的采訪中，見證至少有4家媒體臨時取消專訪，澎湃網一位長期跟拍馬航家屬的攝影記者被調回上海。時尚雜志通常游離傳統規管領域之外，但GQ雜志3月刊一篇關于馬航的長篇報道被撤了稿。禁令甚至波及到了張起淮——文萬成委托過的那位律師身上，北京的新京報接到禁令，不能出現他的名字，導致該報撤掉了復興航空空難后對張起淮的采訪——那明明是毫不相干的另一起事件。

　　名義上的家委會早已不再運作了。早在從麗都酒店遣散時，有政府官員在會上向家屬代表說，“家委會從此不存在了，以后一切的決定都是非法決定”。一些家屬還收到了短信警告，“家委會是非法組織。”

　　或許，以上種種不過是維穩的常態，但在一些家屬眼里，這些收緊的管制進一步夯實了陰謀論的猜測。

　　等待

　　世間的悲劇有著多半相似的面孔，但MH370事件的特殊之處是，指向細節的真相尚未浮現。所有的等待，緣于懸而未決，所有的希望，緣于懸而未決。

　　這一年，姜輝感覺自己明顯老了，臉上出現了很多奇怪的斑，頭發也白了。他也知道身體出了問題，但仍然每晚3、4點鐘才睡覺，“不耗那么晚，不弄得精疲力竭，睡不著。”

　　他曾是公司里的銷售業務骨干，但這一年，他的業績表出現了拋物線。“我常想，如果我不工作了，我不掙錢了，能把這個事情搞清楚，甚至把人找回來，才是一輩子最值得去做的。原來老覺得就是做了一個多大的單，多有成就感，現在我覺得這個事情要能做好了，人沒白活。”家委會原有的成員，有些人在外地，有些則選擇了淡出，姜輝成了付出最多的那一個。

　　他用力維系著這個團體的團結，盡量避免最小的爭議，就像在麗都飯店時，大多數家屬排斥媒體，姜輝對媒體持開放態度，但為了考慮他人感受，他只會偷偷摸摸地見記者。像一塊溫潤的玉，他從不和任何人爭吵，談到文萬成，他也會說，“我理解他的初衷。”

　　他佩服文萬成的勇敢，說自己則像一只把頭扎在土里的鴕鳥。他不敢看母親的照片，不敢收拾母親的證件——這也是他目前沒有找律師的原因，因為難免要觸碰那些東西。事發至今，他沒有再步入過母親的房間。對他而言，那個房間是封存著過往記憶的時光膠囊，能夠重啟的，只有母親本人。

　　他從未和四歲的兒子說起過這件事。但有一天，孩子突然問他，奶奶什么時候回來。他一下子崩潰了，躲到廚房里哭起來。“我覺得很無助，不知道該怎么處理。”

　　那位總念叨著外孫的老人張偲親，感覺這一年特別快，“回想一下什么進展也沒有”，他停了一下，補充道，“過得慢，但感覺快。”

　　每周一次，他和老伴兒去會女兒家待上兩三個小時，收拾那間空屋子。“掃掃地、洗一洗、透透氣，把電器給預熱一下。”僅此而已，他想著等女兒回來了，還得住呢。屋里的奶瓶、小床，一點沒動，都是原樣。

　　去年5月，查詢航空保險時，曾代理女兒買機票的人在電話那端跟他聊起來，對方首先確認了他對飛機上的人都活著的堅信，繼而告訴他，事發后多次撥打他女兒的手機，在3月10日曾撥通過，響了三聲。這個爆炸性的信息從此時常在他腦中旋轉，有沒有可能撥錯電話了?不可能啊。既然打了好多次，肯定是回撥，不會按十一個號碼啊。那怎么通了呢?不過，他再也沒有繼續問過那個人。

　　他說他從來沒有夢到過女兒。他因此感覺，人肯定在，要不怎么一點夢都沒有呢。其他親戚倒是都有夢到過，都是關于歸來的夢，沒人說過不好的夢。

　　他有著30多年的黨齡，“從小就是共產黨好、毛主席好，文化大革命時，一放音樂就跟著鼓點走”。但這位共產黨員，主動講起怪力亂神的故事，關于一個得了怪病治不好的小孩，最終通過神婆的施法驅逐了體內的邪魔。那故事冗長，他慢條斯理地講了許多的細節，但其中最荒誕的部分在于，神婆將小孩子的肚痛，歸咎于一個車禍而死的亡魂附體，車正是從肚子上壓過去的。

　　“那個小孩是我的侄女。”他最后說，“這是20多年前的事了。”

　　多年前他就聽過故事，從未在意。而現在，他選擇相信——因為那個神婆還活著，最近又算了一卦，關于他的女兒。當然，是好消息。

　　安徽人張建義錯過了女兒的最后一個電話。女兒一家去馬來西亞旅游時打來電話，當時他在樓頂的自家菜園澆水，沒帶手機。

　　他喜歡自己的小縣城，從來都不喜歡快節奏的北京。女兒來京讀大學、定居的十幾年里，總是邀請他來北京住，他只來過兩次，其中一次還是為了把老家帶了幾個月的外孫女送回來。但去年5月，他在北京城郊住下了，一口氣租了一年房子。從那時起，他恢復了記日記的習慣。日記已經寫了厚厚的3本，“生命不息，尋親不止”，是最常出現的一句話。

　　他從來不是重男輕女的人。他太愛女兒了，說起女兒剛出生時，“我們生活還不是太富裕，都沒有爐子，女兒的尿布我都是放在腰里頭給她暖熱的。”

　　老伴兒天天睡不著覺，出現了幻聽，老是聽見女兒的聲音。去醫院一查，倆人都確診重度抑郁。年輕時候，他當過11年的曠工，現在他覺得，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個暗無天日的地下洞穴里。

　　如果不往空港中心跑，他就悶在出租房里，研究馬航相關的資料，已經積累了一箱子了。有時候，他癡癡地坐在床頭，看貼在墻上的那張世界地圖，琢磨飛機的航線。

　　他假裝女兒還在身邊。10月31日是女兒生日，他和老伴兒去了女兒的丈母娘家——對方的老頭兒也去世了，三位老人給不在場的人過生日。炒了十幾個菜，還弄了烤鴨，但最后沒怎么吃，“都哭得不行了”。

　　生日禮物是純金的轉運珠，是他去北京商場里花了幾千塊錢買的。老伴兒代為戴著。他說，女兒運氣不好，要幫她轉轉運。女兒32歲了，但永遠是父親眼里的小女孩兒。父親相信，“小女孩兒出去玩去了，被拐了，暫時回不來。”

　　信仰

　　馬來西亞在去年六月曾提出按每位乘客5萬美元向家屬發放預付賠償，目前只有7位乘客的家屬領取。按照蒙特利爾航空公約，賠償的前提是飛機失事造成傷亡，而多數家屬們抱有一種樸素的觀點，領取賠償——不管它是不是以預付的名義，都意味著承認了飛機失事，這與他們的信念發生了矛盾。

　　馬方的初期事故報告只有5頁紙。“那是我見過的所有的空難報告里最簡單、最敷衍潦草的一個。”律師張起淮說，其他航空事故的報告都有幾十頁到上百頁。

　　對于家屬們而言，迪戈加西亞島，或者是另外的某個島嶼，是一個由有限的信息、陰謀論、美好愿景與“活要見人，死要見尸”的中國古老倫理融合而來的存在。親人被關押在島上。小島是希望，也是尋求真相的動力，小島是安慰，也是黑暗生活里的喘息之機，小島是停不下來的冥想，也是夜以繼日的癡迷。小島是懸而未決的審判。圍繞這一核心信仰，所有的信息重新排列。

　　去年八月初，四名失聯客機的華裔乘客的銀行賬戶存款被人盜提。張建義分析，這其實是家屬在對外釋放的信息。“他們還活著，把這些銀行卡給看守人員了，我把這個錢給你取去吧。”

　　戴淑琴一度覺得中國的電視臺不對勁兒。“突然就沒了，有沒有可能是一種特異現象?只是可能?為什么電視臺連討論都不討論啊?大氣層里有一股野流，把這飛機卷走了，永遠找不著，那么多飛機呢，弄不好再弄沒一個怎么辦呀?你看電視臺多肅靜。”她想不通，“它不說，一定有不說的道理。”

　　張偲親總是說，“人肯定在”，但什么時候回來以及怎么回來，不是他該考慮的問題，是劫機者該考慮的問題。他雖然嘴上這么說，但又難免提起那些細節，“飛機上走的時候還有懷孕三四個月的，去年11月份生孩子。有一個79歲的老人，能堅持多長時間?穿著、飲食.......肯定涉及到很多的問題。”

　　而某些頗為可疑的信息，也被許多老人真誠地相信了。一個住在順義的叫張永利的家屬曾表示，有自稱外交部談判專家的人向他透露，乘客在農歷新年前肯定會回來，“不會讓你們早知道，頂多讓你們提前一個小時知道，到時候上什么什么賓館去見就完了，不會大張旗鼓”。但關于那個人的身份信息，張永利說他不讓說。聽到消息的人都覺得特興奮，他們沒顧得上想這種提前透露的目的是什么，有沒有可信度。

　　很多家屬甚至覺得，習近平主席的新年致辭中那句“馬航MH370航班失蹤，150多名同胞下落不明，我們沒有忘記他們，我們一定要持續努力、想方設法找到他們”，意有所指，可能暗示將通過外交手段解決。

　　很多家屬因此疏遠了媒體，“我的孩子快回來了，我沒必要再什么找記者呀，沒必要招惹政府了。省得孩子回來以后被政府整。”1月3日，一家外媒想拍戴淑琴和大家吃飯的鏡頭，她做了大桌餃子，但一聽說有媒體，邀請的家屬只來了一個。

　　在1月29日馬方宣布飛機失事之后，很多家屬情感上無法接受，他們認為這場宣布得到了中國的許可。但葉倫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假設，“你不是宣布這人死了嗎，它為了打你的國家的臉，有可能把人放回來。管是哪個國家在養著，如果你中國不宣布，它那老養著，也是一負擔。”戴淑琴和他聊了一會，本來是認同他的，但又覺得有點牽強，“可是它達到什么目的了，只不過就給中國一大嘴巴，他干什么事都是有目的對吧?”

　　姜輝承認，對于一個過于樂觀的假設，即使他內心認為不可能，也不會指出來。“這個感性支柱是他們生活的唯一動力。沒有任何理由去刺激它，去破滅它。”

　　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律師張起淮的一段講述讓人揪心。他提到了文萬成，那個倔強得像石頭一樣的山東老人。

　　“老人心里的痛苦你是不知道的。我們推心置腹地說話，他都是流著淚的。他說張律師，‘(我)兒子可能不在了，我只能跟你說，跟任何家(屬)都沒說’。因為我從來沒有給過他(人一定)活著這樣簡單的不負責任的話，他才會跟我說。”張起淮還提到，文萬成是殘疾人，他看到了殘疾證。

　　原來，那個不相信眼淚的老人是虛假的幻象。沒有人知道他的傷悲，是因為他藏起了那個柔軟的自己。他表面上沒有痛苦。他內心的痛苦和任何家屬沒有區別。生命最美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他關閉了回憶。他對談論苦難毫無興趣，“那些都是別人的流水賬”。重逢時，他將微笑。在采訪中文萬成從沒提過他的殘疾，他怎么能說出口呢?他是那么強大的一位父親，他用意志維系了整個世界的運轉。

　　2015年春節前，文萬成開始了新的征程，帶二十幾位家屬去了馬來西亞。他們說，要在離親人最近的地方過年。

　　小島是希望。

　　(應采訪對象要求，張偲親為化名。)

責編：xw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