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到2009年，美國《大西洋月刊》資深記者詹姆斯·法羅斯(James Fallows)生活在中國。后來他根據這三年的經歷寫了一本書《飛行中國》(China Airborne)。這本書出版后，收到不少來自同行的佳評，包括《紐約客》的歐逸文(Evan Osnos)等長期接觸中國的媒體作者。

　　和大多數記者不同，法羅斯酷愛飛行，于是著眼點更多落在中國的民航業上。他回顧30年前中國民航的機隊，大多還是蘇聯客機及其仿制品;頭等艙的座位就像用鉚固定住的大號沙發。他還透過地板上的裂縫，看到過下面的起落架。即便就是這樣的飛機，一般百姓也無緣享受。因為，購買機票需要提供單位或街道出具的證明信。

　　而今天，中國擁有僅次于美國的民航機隊，大多是波音和空客生產的現代化客機，具有世界一流的安全紀錄。更不用說，中國各地新建的機場，讓美國老舊的同類設施倍顯寒酸。而且，全球在建的新機場中，三分之二是在中國。同時，中國政府將大量資源投入到自己的大型商用飛機項目。

　　因為法羅斯這本書，很多人第一次知道王助這個名字。此人和毛澤東同齡，少年時派往英國學習海軍工程，后來轉到美國。畢業于麻省理工后，他加入草創中的波音公司。1917年，他設計的C-型水上教練機，成為該公司接到軍方訂貨的第一個機型。此后將近一個世紀，這家公司的產品在中美關系中，一直扮演著特殊角色。

　　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飛行中國》一書的開始，作者講了一個故事。那是2006年，他被派到中國不久。他和一個朋友駕機從湖南長沙飛往珠海。他們開的是一架SR22四座輕型飛機。該機配有獨特的整機傘降裝置，因而安全性出眾。作者的朋友跑到中國，就是為了向這里的新富階層推銷該機。他們前往珠海，是為了參加那里的國際航展。

　　他們的旅程，從開始就不順。在長沙機場，他們先要苦苦等待加油，因為活塞式輕型飛機的燃料，不同于一般渦扇式商用客機的航空煤油。每次他們問起，機場人員的回答永遠是：快了，已經在路上。等他們終于見到油罐車駛來，已經是兩天之后。據說，地勤人員為此大大辛苦了一番，專門從機架老式教練機的油箱里，收集來這些燃料。

　　更大的風險出現在路上。他們飛躍湘粵兩省之間的南嶺時，不得爬升至適當高度，以免違規。同樣，由于空中管制，他們不能任意轉彎規避前方出現的山峰。一架日航班機的機長在無線電中聽到他們的談話內容，用漢語向空管人員為他們申請緊急救助。因為申請由國際商業航班轉達，而不是直接來自私人飛機，對方批準了爬升請求。

　　沒過多久，引導他們飛往降落機場的信號突然消失，而此事天已向晚，而且飛機正進入一片濃云，沒有任何可供導航的地面參照。他們準備再次爬高，但這樣又會違反管制。事后他們聽說，的確有一架空軍的戰斗機在監視他們。千鈞一發之際，法羅斯看到了機窗外的珠海機場跑道。

　　多數人讀到這里，都會把這個故事看作某種隱喻——一個有著巨大市場潛力的國家，在荒謬的管制下掙扎。管制者對于事情的反應方式，給人一種外省氣的印象，以及有種種理由懷疑這個國家是否做好了現代化的準備。這更多是一個話語問題，涉及到如何看待和敘述中國。

　　在美國，我聽到過一些人以這本書為證據，反駁“中國威脅論”。與此同時，還有一些人士唱衰中國。最近這些年，上面兩種態度都讓我們十分不爽，不爽是我們自己心里同樣沒譜�！督洕鷮W人》雜志為《飛行》所做的書評提到，作者是在通過飛行員的護目鏡，觀察中國的未來。

　　我們高瞻遠矚的天文望遠鏡，也未必能提供更廣大的視場。盲人摸象的寓言，常被用來諷刺人類的知識傲慢。但假如有人在象腿上摸到了馬腳，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就像1793年覲見乾隆皇帝的英國使團中，那位喬治·斯丹頓看到沿途兵勇的火槍，很少不帶鐵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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