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進入機場，其實你就已經被納入了安保的監控體系。你的言談舉止、行動坐臥甚至行李和衣著都被專業安保人員當做判斷的依據。從警察巡邏到候機前的安檢，通過這些關口，才能夠走上飛機

　　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國內安檢區。

　　劉超得到消息，從值班室跑到不足百米外的安檢口時，應急預案已經啟動。同事們正在拉起封圍，防爆設備被推了出來，排隊等待安檢的旅客們站在警戒線外好奇地張望。

　　一分鐘前，一件120X90規格的黑色行李箱通過X光機時引起安檢員的注意，打開行李箱，里面居然是兩枚一米長的炮彈。

　　劉超是首都機場安保公司東區安檢部副經理，他和手下的1200名安檢員是飛機起飛前最后一道防火墻。對處理違禁品已習以為常的劉超這一次還是被震驚了。他曾查獲旅客鞋內藏刀具，領教過奶粉桶內裝象牙，甚至見識了把活蹦亂跳的寵物鳥藏進褲襠，可碰到炮彈還是頭一次。

　　在2013年首都機場8371.2萬人次客流中，安檢查獲了近6萬件違禁品，從管制刀具、防狼噴霧到子彈、仿真槍支，不一而足。現在這個數字已是10年前的6倍。對于普通旅客來說，安檢或許是僅僅幾十秒的例行公事，也可能是耗時幾分鐘的開包詢問驗檢，抑或是長達幾個小時的配合調查，這一切，均取決于你的行李或身上帶了什么。

　　距安檢口兩三百米外的T3航站樓候機大廳，41歲的潘建強正在步行巡邏。他是首都機場公安分局東航站區派出所副所長，負責整個T3的警務。在這座世界第二大的單體航站樓里，他每天至少要走上5圈，相當于步行十多公里。

　　他的任務比劉超還要繁重一些。2013年派出所共接警7545起，不論是刑事案件、旅客糾紛，還是失物招領、報警救助，航站樓的特殊性就要求所有警情必須快速妥善處理，如果說安檢是主動出擊，候機大廳巡邏更像是守株待兔。

　　從緊從嚴從快從簡

　　5月25日，劉超是24小時值班，他一般把手機放在床頭，穿衣睡覺。凌晨4：50，劉超吩咐開啟國內安檢兩條通道，5：30，國內出發乘客逐漸增多，劉超要求開啟全部32條安檢通道，200名安檢人員全部上崗。

　　與此同時，同樣24小時值班的潘建強已經開始全副武裝巡視航站樓。潘建強是山東人，1米8的個頭。他走到樓內幾個固定的巡邏崗位詢問情況，路過便衣崗，會互相點頭示意。高峰時，航站樓會有幾十名警察執勤，這還不包括駐守航站樓的特警分隊。按照要求，航站樓內一旦發生警情，民警必須在規定時候內到達，潘建強為此做過試驗。

　　潘建強對候機樓再熟悉不過。19年前，他從中國公安大學畢業后主動要求分到機楊，他也曾報考飛行員，因身體條件被拒，索性找個靠近飛機的工作。

　　雖然比潘建強小5歲，劉超的履歷卻算同齡人中最豐富的。他曾在運營中心分配機位，后來負責項目管理，首都機場熱線和航空公司值班柜臺的設立就是經由他的推動而落實的，北京奧運會時，他還擔任首都機場奧運場館中心辦公室主任，負責與奧組委溝恰協調。

　　機場的早高峰比交通廣播里的稍早。在六點到八點之間，劉超會根據實際情況逐漸開通國內航線的32條安檢通道，200名安檢人員全部上崗。每個通道一小時可通過160人，兩個多小時的早高峰，國內航線安檢能達到一萬一千多人。

　　旅客拿著登機牌進入安檢區，排隊等待。此時，劉超一般會安排專人用便攜擴音器提醒旅客準備好證件，丟棄打火機和超過一百毫升的液態物品，盡可能加快過檢速度。

　　旅客首先出示身份證，安檢員在登機牌上蓋章。這個小細節有時會惹來麻煩，有的旅客把登機牌放入襯衣口袋，被安檢章的油墨染黑，要求賠償衣服。劉超只能第一時間出來道歉，想辦法解決。

　　早高峰的旅客擁堵得厲害，而此時的負責檢視安檢電子屏的工作人員最為緊張，擔心漏過任何細節。按照規定，X光機操作人員必須按時輪換崗位，以確保員工在崗狀態。排隊人群中已有人開始抱怨。這似乎永遠都是一對矛盾，劉超需要安檢從緊從嚴，旅客則喜歡從快從簡。

　　按規定，攜帶電腦的旅客要將其單獨取出，“電腦里還有違禁品?”旅客有些不耐煩了。“一點都不新鮮。”劉超說。他曾在筆記本電腦的光驅內搜出藏匿的匕首，而在電腦中放置粉末早已不是新聞。另一個原因是電腦的電源線在X光下與雷管線相似，需要取出確認。不光成年人，劉超特別叮囑對孩子也不能放松警惕，某年春節，他在一名孩子口袋里發現了摔炮。

　　“以貌取人”

　　8：30交接前，潘建強要回到位于航站樓對面的辦公室，布置一天的工作，傳達上級交代的任務。反恐形勢嚴峻，潘建強有些焦慮，全所近百人，是首都機場公安分局最大的單位，但面對98.6萬平方米的航站樓仍顯得捉襟見肘，加之不斷增加的客流量，2013年全年警情比上一年上漲了三成。為此，他們把航站樓劃分成網絡區域，實行網格化管控。

　　上午10點，潘建強開始第二圈巡邏，站在航站樓顧客服務中心，面對出發廳大門，魚貫而入的旅客一目了然。近20年的從警經驗，他精通“以貌取人”。送機的人，不會過多停留，接機的人會焦急地看表，而異常人群有的不會攜帶行李，到處東張西望，似乎是找錯地方，但也從不問路。

　　與潘建強的個人“經驗主義”相比，劉超他們還特意從國外引進了一套系統。三年前，首都機場安保公司從以色列引進一套預測性旅客安檢技術。這項技術完全依靠安檢員的感官判斷，通過觀察、分析旅客的行為進行評估，提前發現并鎖定潛在人員和危險。劉超發現，應用這套系統似乎屢試不爽，他們曾發現一名外籍旅客神情慌張、汗流滿面，不停整理腰帶，安檢員在其褲襠中發現了藏匿的易燃液體;兩個月前，一名女性走路拘謹，目光躲閃，安檢員在她內褲中查獲一個打火機。

　　中午12點前后，機場迎來第二個出港小高峰，劉超和潘建強都推遲了午飯時間。在他們看來，不論是單日的客流高峰還是節假日的關鍵點，繁忙也意味著危險。一組數據更為醒目，首都機場2014年春運期間查獲特殊違禁品6700多起，比2013年春運期間增長39%，而旅客數量同比僅增長5.1%。

　　或許是一些旅客心存僥幸，試圖蒙混過關，劉超有時還要與旅客斗智斗勇。一位旅客過安檢時努著嘴，神色緊張。劉超故意問：“先生您這包是在哪里買的?”對方不語。“您這是要去哪兒啊?”對方半張嘴要回答時露出了破綻，劉超看到他嘴里竟然含著一個打火機。他告訴劉超，他原本計劃在飛機上抽煙。

　　對于難纏的旅客，劉超也會動些小伎倆。一位中年男子過安檢后不小心摔倒，他堅稱自己視力低下，感覺是被安檢人員絆倒，要求賠償一千元現金。劉超仍舊笑著賠禮道歉，從兜里掏出50塊錢，說是賠償金。男子一愣，“怎么才50?”“您這眼神不是挺好的嗎?”劉超剛說完，男子悻悻而去。

　　最“恨”明星

　　下午2點，潘建強第三次“走圈”。這天天氣不錯，氣溫34度，三級南風。其實，在航站樓當警察某種程度上也算個“看天吃飯”的工作。

　　潘建強最擔心雷雨天氣，即使在家中休息，聽到雷聲都會神經緊張，那意味著飛機延誤、推遲甚至是取消，進而旅客會無法安置、不斷聚集，甚至鬧事。

　　1996年春節，剛工作不久的潘建強見識了航班延誤的厲害，無法回家過年的旅客集體站在值機柜臺上喊口號：打倒XX航空公司。又過了十年，情況似乎未有大的改觀，潘建強出面調解，被憤怒的旅客圍困，一轉眼，警帽就沒了。隨后幾年，潘建強每處理一次航班延誤都要丟一頂帽子。

　　讓他記憶猶新的是某年大雪，首都機場航班大面積延誤，旅客打電話報警，他帶隊趕到登機口卻沒有人。原來飛機推出機位后一直沒有起飛，旅客在機上等待時間過長， 失去了耐性。等他趕到停機坪，機組打開艙門，旅客個個眼神發直，像瘋了一樣向外跑。潘建強急了，扯著嗓子喊，停機坪危險。他順手想拉住一位沖向跑道方向的旅客，而這位旅客號叫著拉長聲音：“不要攔我。”那一天，派出所接到一百多個報警電話。

　　航班延誤，激動的旅客還會打砸航空公司財物，甚至威脅飛行安全。但當潘建強帶著十多名警察登上飛機準備將打砸鬧事者帶走時，竟遭到全體旅客的阻撓，最后竟然連被砸的航空公司都希望息事寧人。潘建強說，這是他從警以來最出乎意料的出警，他不停地反思，到底錯在哪里。

　　2010年之后，隨著政策法規出臺，首都機場因航班延誤而起的糾紛逐年下降。平日里安保的重點也轉向維穩。最近讓潘建強頭疼的是，經常有上訪者到機場制造事端，要么跳橋，要么自殺，其中一名上訪者一年過來31次。這是一張派出所民警最為熟悉的面孔，如今只要他進入出發大廳，民警不到兩分鐘就出現在他面前。

　　與潘建強相反，平時在安檢口的劉超要操心的是“高大上”的人物。在一次安檢中，安檢員在一名企業家的手提包里發現了吸毒用的冰壺。劉超將他請到專設的私密室，這位企業家突然下跪求饒，希望花錢了事，但最終他還是將案件移交給了警方。還有一些明星大腕過安檢并不配合，有的甚至會問，“你們不認識我嗎?”如今，潘建強最“恨”的就是明星。

　　下午4點，進港航班增多。潘建強會到大廳巡邏。每周總會有三四次遇到等待迎接偶像的大群粉絲。他就會去問問“姑娘這是接哪位明星?”如果聽說是韓國的，潘建強會馬上調派更多的警力，防止踩踏事故。

　　夜晚的安檢高潮

　　傍晚6點，潘建強進行第四次巡邏。他帶著兩名民警到了辦理國際客票的區域，十幾個赴中東打工的旅客在這等待集合，潘建強挨個查了他們的身份證號，甚至還叮囑他們在國外注意安全，這幾位旅客點頭憨笑。

　　劉超抽空吃了幾口飯。作為領導，他每天都會主動給投訴的旅客打電話解釋道歉。安檢是與旅客關系最為密切的部門，也是首都機場投訴率最高的。不過，任何投訴，劉超似乎都能化解。他不擔心因安檢過嚴造成的投訴，而是更憂慮安檢松懈帶來的風險。

　　去年夏天的一次意外，著實讓劉超出了一身冷汗。一架由北京飛往深圳的航班起飛后不久，機場接到匿名電話，稱飛機上有炸彈。航班迅速調頭返航。如果真的有炸彈，毫無疑問是安檢出了問題。劉超調取了158名乘客的安檢視頻，逐一驗檢，再安排同事重新排查旅客信息，看是否存在敏感人士，同時查閱了328件行李的錄像，確定沒有危險品，接著查找是否有多位旅客來自同一籍貫地，判斷是有無團伙劫機可能。

　　飛機即將降落，領導問劉超，行李和旅客身份是否存在問題。劉超語氣干脆：“沒有。”他后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他平生最悲壯的一次回答，如果真有炸彈，后果不堪設想。

　　飛機降落重新安檢后再次起飛，直到安全降落在深圳，劉超才算松了一口氣。謊稱有炸彈的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抓。

　　像這樣經常高強度翻看監控視頻，練就了劉超對于細節的關注。曾有一位旅客投訴，安檢人員偷了他的手機。劉超翻閱視頻，發現手機本是與他的衣服放在一起，奇怪的是他穿上衣服時，行李筐里空空如也。他找到旅客離開安檢現場的錄像，把畫面擴大到極限，發現旅客的連衣帽里露出半個手機，旅客看過了視頻后方才撤銷了投訴，并向劉超致歉。

　　晚上10點，潘建強第五次巡邏，這或許是他全天最忙碌的時段。按照經驗，警情大都集中發生在晚上，有的是治安案件，有的則是迷路救助，還有就是旅客糾紛。潘建強迅速處理了一起旅客間普通的摩擦。沒過多久，他就收到投訴，原因是警察用眼睛瞪人。潘建強哭笑不得，打電話過去道歉：“哥們，我真不是瞪你，我這眼天生這么大。”

　　如果將一天的安檢看成是一場戲劇，那晚上其實才是真正的高潮。

　　或許是認為晚上安檢寬松，旅客藏匿違禁品也多在晚上進行。就在5月25日當晚，劉超發現一名男子把火柴棍別在腰間，將劃火的磷面藏在了鞋里。有的為了飛機上喝酒，將酒藏進胸罩里或腋下。還有的攜帶蘋果手機模樣的打火機企圖蒙混過關。“這是什么?”劉超問。“手機啊。”旅客一臉無辜。“那你給我開機看看。”劉超沒等對方回答，按了一下，機身側面就閃出了火苗。

　　還有一位老太太，她竟然將一把剪刀綁在了大腿上。劉超問她用途，她說只是為了防身。事實上，安檢的職能更多是防止違禁物品帶入，但查獲后的攜帶動機只能交于公安部門訊問。

　　還有的旅客做鷹隼生意，不按規定將活禽托運，而是把它用酒灌醉，放進隨身行李箱里冒充燒雞。也有讓劉超納悶的古怪藏匿，一個非洲人的拐杖里塞進去了十多個U盤。劉超第一反應是竊取機密文件，但所有U盤都是空的，經專業檢測也沒有隱藏文件。那位旅客說，U盤在他的國家還是稀有品，這都是在中關村批發的，準備回去送給親友。

　　當然，最離譜的，還是那引發了應急機制的兩枚炮彈。經防爆設備檢測，炮彈內并沒有彈藥，彈頭也是事后裝上的。炮彈主人告訴劉超，他只是個軍事愛好收藏者，這本想將新買的空彈殼帶回家。最終，炮彈殼被公安部門沒收。

　　過了凌晨12點，劉超準備休息，他看看手機，一天大概接打了一百多個電話。而此時，潘建強還沒走完最后一圈。早上六點，當新的一天早高峰到來，出港航班等待起飛的時候，劉超和潘建強就到了下班時間，盡管工作還要繼續，旅客仍舊盤算著“躲貓貓”的游戲，110的報警電話依然響起，但他們兩人終于能急急忙忙回家，說不定還能趕上家里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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